泛谈伦理与经济

星期三, 四月 7th, 2010

天翼按:本文系某书读后感,兼某课期末作业。除了同样做该作业的同学不得转载外,其余读者可在CC规则下使用本文。

“耶稣是否是贫穷的?”——这是中古欧洲基督宗教世界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现代人眼里此问题与“针尖上能站稳几个天使?”,“耶稣是否欢笑过?”差不多“无聊”,但实际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从神学还是政治或是经济角度来看。

假如耶稣是富有的,那么忠诚的信徒们倾其所有,把钻石玛瑙水晶镶嵌在圣物上,把最肥美的牛羊贡献给主都是理所当然的。可天主不会直接跑到信徒面前,笑呵呵地接下礼物,别忘了凡人见上帝者必死,因此这些奢华的物品便尽数到了教会教堂教士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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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翼:回复《别犹豫了,烟该禁,毒更该禁》

星期六, 十一月 21st, 2009

天翼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拖了一个月才开始动笔回复沈兴达在“联合专栏”的文章《别犹豫了,烟该禁,毒更该禁》。写前给他打了个招呼,道声歉。他很大度地表示“非常理解”——多谢理解!

对于禁烟禁毒的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肯定的想法。曾经,我是一个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这个“纯”,是纯到认为不能有一点点干预市场行为的程度。可以说,那时自己算是一个“纯自由主义者”,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皆无比自由。理所当然,对于禁烟禁毒,也是这个态度,只要别妨碍他人,随便你抽,抽死都没关系。 现在我不再自称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了。因此对于禁烟禁毒的看法略有一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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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兴达:别犹豫了,烟该禁,毒更该禁

星期六, 十月 17th, 2009

回胡天翼《该不该禁烟?》 《毒品能否合法化?》

(先说明:我以下所说的禁烟仅指“在工作,娱乐,及公众场所禁烟”)

从今年的7月开始,香港从2007年的“禁止在所有工作及公众场所吸烟”的基础上,增加了“在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禁止吸烟”,从此彻底实行全面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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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困境

星期三, 七月 1st, 2009

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再也没有分歧了,但是采取什么手段降低环境污染仍然存有争议。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征收排污税或者采用类似“碳排放市场”机制,相对于直接下命令禁止排污要好得多。他们相信,用市场化手段比动用强制力禁止要有效率得多。

我也赞同市场化手段比行政强制有效。但是我对采用纯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仍抱有一定怀疑,在我看来,用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硬伤”。

由于治理污染的成本往往高于制造污染的成本,因此寄希望于大家主动花钱于环保显然不太现实,于是通过征税把制造污染成本变得高于治理污染成本当然是一种简洁明了的方法。但只要有征税就必然有避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污染移动到低税地区,比如发展中国家。而要让那些努力奔小康的国家捆住手脚,拒绝FDI,一心搞环保明显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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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能否合法化?

星期五, 六月 26th, 2009

每年的6月26日是“世界禁毒日”。对于毒品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毒品合法化!

听起来这种方案令人不可思议:禁毒都来不及,还要合法化?著名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禁酒与毒品》中,把禁毒和禁酒作类比,他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把酒和毒品都看做正常的商品,那么只要政府进行管制,无论是限制交易还是禁止交易,都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黑市交易市场,而在这个黑市中的价格肯定远远高于原来的价格。由此引发的犯罪问题,包括社会问题要远远大于毒品本身。

当然这种说法一定是有人反对的。比如吴丹红律师在《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一文中就予以反驳。他认为禁毒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理论上考虑。在中国,禁毒的力度并不够大,而且政府在于此相关的问题,例如失业、贫困、教育等问题上也未得到解决,所以应该从多方面入手,不能指望用经济手段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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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很多 价值不小——评《NO LOGO》

星期四, 六月 25th, 2009

每次一旦有大型国际会议,尤其与会者是政府首脑的峰会,例如G8、G20、世贸会议等,我们总能在会场外看到许多抗议示威人群。他们的诉求往往指向同一个方向: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

那么这些抗议者为什么要反对这些被称为“全球发展趋势”的东西呢?在这本书——《NO LOGO》中,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

《NO LOGO》的作者是一位非常著名且年轻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Naomi Klein。这本书是她在年仅二十多岁是写成出版的,发表之后,一下子成为反全球化人士的“圣经”。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把这本书译成简体中文版。虽然我目前还是一个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但这么一本大名鼎鼎的书实在不能错过,马上买来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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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星期二, 四月 21st, 2009

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非常靓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漂亮的。所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们开始鼓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论调了。

中国媒体的话我一向是有些怀疑的,但是这个星期我注意到《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也开始对经济复苏表示乐观 ,还有比较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也开始有对中国经济乐观的观点出现。似乎大家都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有了信心。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中国经济至少在半年内会呈现复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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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监管体系困难重重

星期五, 三月 20th, 2009

  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要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的呼声高涨。但是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未必有效。

  首先要让那些大的经济体听命于一个新的组织,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希望这个监管体系是独立的,不受其他势力干涉的。如果真的如我们所愿,那么这个体系的监管独立自主,那么当它的决议和国家政策相违背时,如何处理?有没有强制力使决议贯彻下去?如果不如我们所愿,那么这个体系不就是备受指责的IMF或者世界银行的加强版吗?

  其次,即使真的能建立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政策是不是适合所有国家?欧洲央行的决议经常被一些小国家所批评,他们觉得这些政策只适用于英法德这些大国,相反会损害他们小国的利益。一个欧洲尚且难以摆平,何况世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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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依旧

星期六, 三月 14th, 2009

上次我推荐了一篇《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文章一开始提的是克鲁格曼和保尔森对经济危机起源的看法,他们觉得是中国等国家国际贸易不平衡而使储蓄过剩导致的。我在文中立即表示不赞成:

当然,我是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如果说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投向了美国导致美国的低利率和信贷泡沫,那么他们要中国怎么做呢?不投钱给美国?我们的确没投足够的钱给美国啊!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外汇储备了。那么投钱给美国?那贸易收支是平衡了,但是这不是更加剧了他们所说的低利率和信贷泡沫了吗?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看到克鲁格曼对于这个观点的具体分析,见《Revenge of the G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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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社会主义好不好

星期六, 三月 7th, 2009

北欧国家是以高福利著称的,也是“事实上”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大,百姓的生活与政府息息相关,丝毫不逊色于我国。而我们知道,大政府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反对的,那么北欧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今天看了刘文忠老师的一篇文章《从挪威看北欧社会主义》,觉得越发混乱了:看起来北欧真的很好啊!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反对呢?

在文章中刘文忠老师详细地叙述了挪威人的高素质:宽容对待各种文化的朋友、政府廉洁、遵守规则。有些法律甚至让人觉得太过“人性化”,比如1957年颁布的《公众涉足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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